肥西苗農致富記;神木21名礦工遇難,“隔靴搔癢”式檢查埋的雷爆了;

發稿時間:2019-8-19

1.肥西苗農致富記

中國人造肉將上市

  蜿蜒盤旋的山路、生意盎然的苗木,時值初冬,驅車于安徽省肥西縣紫蓬鎮羅壩村苗木種植基地,漫山的紅楓、桂花和玉蘭苗木讓人心曠神怡。

  大約20分鐘車程,記者從紫蓬鎮鎮政府來到這片樹林,恰好碰上羅壩村村委會主任余蔚霞正和愛人老周一起查看、商討苗木生長情況。

  老周名叫周先兵,是土生土長的羅壩村人。有著20年苗木種植經驗的老周,從自家5畝責任田起家,如今已經是鄰里皆知的苗木種植大戶。自己不僅擁有一家農林科技公司,還是合肥市羅壩苗木花卉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法人代表。

  這些年,通過苗木種植,周先兵不光改變了自己的生活,也帶動了全村苗木產業的紅火。在他的示范帶領下,周邊村民紛紛斥資種樹,投身到荒山種樹的大潮中,全鎮上萬畝荒廢的山丘地重新披上綠衣裳。

  一株苗木,帶富一方百姓

  回憶起當年墾荒栽樹的情景,老周至今記憶猶新,“天蒙蒙亮,扒拉完幾口飯,把灌滿茶水的老式水壺別在腰口,扛著工具就出門了。當年的荒山上連一條完整的進山路都沒有,硬是用鐮刀砍出來一條路。”

  老周是村里最早種樹的,也是目前村里種樹最多的。他對自己種植苗木的初衷直言不諱:“當初是為了謀生養家,但種著種著,山綠了,環境好了,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接踵而至。”

  老周的情況正是肥西縣苗木種植業的一個縮影。

  肥西縣地處江淮分水嶺地區,地貌以丘陵為主,傳統作物的種植模式很難有起色,收成好的年景只能是解決溫飽。所謂窮則思變,20世紀60年代,肥西縣開始了規模綠化苗木種植,最早發源于縣城上派鎮松崗、阮崗、孔崗3個村,如今“三崗”牌苗木花卉已經成了安徽省著名商標。

  起于苗木,興于苗木。經過近年來的發展壯大,肥西縣苗木產業規模已經達到了逾33萬畝。名聲在外的肥西苗木,當年究竟有多火?

  老周告訴記者,從全國來看,肥西是數得上的老苗木產區,不僅品種多,而且規格全,有一整套從苗木培育、種植,到苗木銷售的隊伍。其中,僅他所在的羅壩村,苗木產業最興盛的那些年,苗木經紀人就多達200號,大家伙忙起來的時候,既搞生產,又做銷售。

  老周回顧說,當時的客戶群不僅覆蓋全國各地,有的苗木還走出國門,賣到了意大利和韓國。在這之前,老周怎么也想不到,看上去并不起眼的苗木,市場竟有這么好。“一到苗木交易旺季,就是縣里頭苗木經紀人最忙碌的時候,天天都有裝滿一摞摞苗木的外地牌照大卡車來來去去。”

  “那會兒家家種、家家火,口袋真是看著一天天鼓起來。”老周回憶稱,苗農都在田間山頭和人談生意,大伙兒從地里拔出腳,站在山包邊就把買賣給做了。

  市場飽和,亟待轉型破局

  到了2013年,全國各地苗木種植紛紛興起,市場供大于求的情況逐漸凸顯。此外,隨著城市化建設要求越來越高,市場需求已經不再是過去簡單的綠化和美化,彩化和藝化苗木正成為主流。

  伴隨而來的則是苗木行情整體下滑,價格下跌導致苗農收入也跟著大幅度減少。“再像從前那樣的傳統方式,很難再有市場。”老周告訴記者。

  在肥西縣苗木種植的幾十年發展道路中,不少苗農走過彎路、吃過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難題就是,市場需要什么?苗農一窩蜂種植同一個品種,最后導致產品過剩。苗子賣不出去不說,大量田地還被占用,最終只能忍痛當柴砍掉。

  肥西縣苗木產業的轉型升級迫在眉睫。“相比較過去小而全、品種多的狀況,苗木種植的專業化、標準化和品牌化才是當下的發展方向。”肥西縣林業和園林局副局長李書榮說。

  “沒有市場賣不出去的苗子,只有不符合市場需求的苗子。”李書榮的話一針見血。在她看來,市場的下滑換個思維理解,就是苗木產業結構的一個調整期,也是提升標準的過渡期。

  事實證明,近3年,雖然行情不比從前,但大規格標準化種植的苗木市場仍舊走俏,樹干、分枝點、樹冠統一的苗木還是供不應求。“要跟市場接上軌,不僅品種要好,樹形要好,檔次也要提高,只有符合市場需求的苗木才有出路。”李書榮說。

  調好結構,質量走高效益優

  要轉型,怎么轉?難題擺在了作為傳統苗木大縣的肥西縣面前。

  “用過去的生態成果來發展旅游產業,形成"綠色銀行",進一步增加苗木附加值。”在肥西縣委書記金成俊看來,這不失為一條打破僵局的路子。2015年,肥西縣以規劃引領鄉村振興,突出產業支撐,走出了一條一產、三產融合的發展路徑。

  產業興才能鄉村興,經濟強才能人氣旺。“產業興旺是農業農村發展的物質基礎,是促進農民脫貧增收、生活富裕的保障,也是匯聚人財物力支撐鄉村振興的原動力。”金成俊的一席話,道出了苗木產業轉型的必要性。

  登上位于肥西縣官亭林海的觀景臺,放眼望去,五彩斑斕的苗木盡收眼底,這里是國家生態公園,也是國家4A級旅游景區。6萬多畝的苗木基地輻射周邊5個村,目前擁有各類精品苗木100余種。肥西縣7個鄉鎮,通過這幾年發展林苗兩用林,不僅營造了良好的生態環境,同時也提高了土地資源利用率和產出率。

  “環境美了,生態好了,游客來了,人氣是越來越旺。”看到官亭林海的變化,官亭鎮外宣辦主任周先海感慨道,這兩年,舉辦的觀花節、采摘節、旅游節,一天就來好幾千人,通過一產帶動搞活三產,讓當地百姓實實在在受惠。

  從民間自發種植到引進企業入駐運營,如今的肥西,通過加大林業招商力度,引進了滕頭園林、藝林公司、三江集團、嶺南園林(002717,股吧)和裕豐園林等省內外30多家林業產業化龍頭企業。

  先進的生產技術和市場為導向的發展理念,潛移默化地影響并改進了肥西縣原有的苗木生產結構,標準生產、規模布局的工廠化育苗新模式正在逐漸形成,產品涵蓋觀賞綠化苗、經果林苗、用材苗、花卉、盆景和草坪地被等六大類400多個品種,年銷售7億多株,交易額40多億元。

  如今,苗農們嘗到了轉型發展的甜頭。市場份額沒少,賺到的錢更多。最為關鍵的是,通過產業結構及時調整,激發了苗農的種植熱情,促進了苗木產業的發展。去年,老周所在的羅壩村人均收入高達26400元。

(責任編輯:何一華 HN110)

2.肥西苗農致富記

網紅主播獲刑8年

  神木礦難:無效的“體檢”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胥大偉 霍思伊

  本文首發于總第885期《中國新聞周刊》

  “別往那去,井里出事了!”

  快走到井口的李南被升井逃生的掘進組工友叫住。卸完煤返回井里的車工于海行至礦道半路,聽到煤礦出事后,立馬丟下車往外跑,他成了所在班組唯一的幸存者。

  1月12日16時30分許,陜西省神木市百吉礦業李家溝煤礦發生井下冒頂事故。當班入井礦工共87人,66人安全升井,21人被困并遇難。1月13日,神木市政府通報稱,截至2019年1月13日12時35分,遇難的21名礦工遺體全部升井。

  李南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救援隊第一次下井沒成功,直到第二天快天亮時才找到最后被困的兩名礦工遺體。《新京報》引述參與救援礦工的話稱,施救現場漆黑一片,戴著頭燈仍看不清礦井內的情況,全憑感覺施救。一位現場目擊救援的煤礦工人向《中國新聞周刊》描述,升井的遺體“黑乎乎的,衣服都沒了”。

  據官方發布,1月14日,神木公安局對百吉礦業有限責任公司法人張某某、李家溝煤礦礦長胡某某、安全礦長王某某、生產礦長牟某某、總工程師屠某某、掘進隊隊長張某某6人刑事拘留,并凍結企業銀行賬戶。目前,事故仍在進一步調查中。

圖為神木市百吉礦業李家溝煤礦。 鐘欣 攝 圖為神木市百吉礦業李家溝煤礦。 鐘欣 攝

  遇難者均為外包人員

  此次發生井下冒頂事故的李家溝煤礦,地處陜西榆林神木市小寨村,屬于百吉礦業。該公司成立于2003年,經營范圍包括煤炭開采和銷售。百吉礦業股東共有三人,分別是張增峰、宋光平和張德鎖,其中張德鎖擔任公司的執行董事兼總經理。

  截至2016年12月底,根據陜西省煤炭生產安全監督管理局核定,李家溝煤礦的年生產能力為90萬噸,屬中型礦井。

  冒頂,指礦井在開采過程中發生的上部礦巖層塌落現象。是由于開采后原先平衡的礦山壓力遭到破壞,因此多發生在頂板,也就是煤層上方巖層來壓期間。

  冒頂事故是煤礦五大災害之一,在所有事故中占比達到60%以上,傷亡人數占40%左右。理論上講,煤層厚度越厚,事故發生頻率越高。而李家溝煤礦煤層的平均厚度為4. 2m,根據《煤泥炭地質勘查規范》對薄煤層、中厚煤層、厚煤層和特厚煤層的界定,屬于厚煤層。

  陜西魯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百吉項目部生產技術部部長秦培建在當地調研后發現,李家溝煤礦所在的神府煤田,大部分區域的煤層都埋藏較淺,基巖??,平均采高達4.2m,上覆較厚的松散層。他通過分析李家溝煤礦發現,這種大采高、薄基巖煤層的礦壓規律不同于普通采??,來壓期間有明顯的頂板臺階下沉現象。

  前述分析見于秦培建2018年4月發表在《內蒙古煤炭經濟》上的論文。該論文開篇即明:調研為指導生產提供了比較完善、準確的資料。也就是說,在本次事故之前,李家溝煤礦的主要管理公司陜西魯泰,曾派專人對煤礦的工作面承壓情況進行分析,以便在安全管理上做出更好的應對。

  此前,2017年8月,陜西秦安煤礦安全評價公司曾對李家溝煤礦做過一次安全評價。報告指出,該礦為低瓦斯礦井,開采煤層屬Ⅰ類容易自燃煤層,煤塵具有爆炸危險性。

圖為神木市百吉礦業李家溝煤礦。 鐘欣 攝 圖為神木市百吉礦業李家溝煤礦。 鐘欣 攝

  2014年5月25日,山東濟寧的魯泰控股與百吉礦業簽訂掘進業務托管協議,百吉礦業被魯泰控股全面托管。隨后,陜西魯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多名魯泰員工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陜西魯泰為山東魯泰的子公司,類似于山東魯泰在陜西的項目部。在陜西,魯泰控股還托管了陜西府谷煤化集團億隆煤礦。《中國新聞周刊》獲悉,根據托管協議,煤礦所有權屬于百吉礦業,魯泰方面主要負責綜合采煤作業、工人管理,以及機修、電工、鍋爐等輔助作業。

  此次遇難的礦工并非魯泰的員工,而是來自外包工程隊。多名魯泰員工表示,這些外包工程隊成員大都是陜西本地人,魯泰的員工與外包隊分開管理,平時也少有交集。此次發生冒頂事故的作業面在右邊,而魯泰綜采作業面在左邊,兩者相隔一兩千米。事故發生后,安全升井的礦工很大一部分是魯泰的員工。

  《中國新聞周刊》獲得的一份遇難者名單顯示,此次遇難的21名礦工,除1人來自山東外,其余都是陜西人。陜西礦工中9人來自陜西西鄉縣,最年輕的年僅25歲。遺體停放在神木西沙殯儀館和大柳塔殯儀館。遇難者家屬則被分散安置在賓館里。

  此次遇難的21人,均為外包隊連采組早班組員,事故發生后僅一人僥幸逃生。多位礦區工作人員向《中國新聞周刊》證實,井下有三個工作面同時開工,分別為掘進、連采和綜采。每個工作面分早班和晚班兩個班組。其中掘進、連采屬于同一個外包隊,老板為一位姓陳的陜西西鄉人。井下人員構成復雜,“連開鏟車的也是承包出去的。”

  所謂連采,是指由連續采煤機和錨桿鉆機交替進行掘進和支護作業;綜采則是指煤礦綜合機械化采煤,一般由采煤機開采,再通過皮帶將煤輸送至地面。

  在李家溝煤礦,綜采作業由魯泰公司負責,而掘進和連采則由外包隊負責。李南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所謂掘進作業,就是開路先鋒,類似于“老鼠打洞”,目的是給機采作業輸送工作面。而綜采采不到的地方,連采組會用小型機器進行補采。上述多位礦工亦表示,相比而言,綜采作業比較安全,而連采作業則很危險。

  危險的采空區

  發生礦難的神木市,煤炭資源豐富,已探明煤炭儲量500多億噸。神木煤田勘探范圍內,可采和局部可采煤層共8層,單層最大厚度12.02米。煤層近似水平,斷層稀少,頂底板穩定,瓦斯含量極??,埋藏淺,不少地區的覆蓋僅4~5米,部分地區大面積裸露地面,易于開采。李家溝煤礦采用平硐開拓方法,主平硐深入大山中,長度1800米,主巷道寬闊能走車。礦工們平時從生產調度中心大樓旁的“副平硐”進入礦井工作。

  煤礦井下三個工作面彼此間隔較遠,井下作業時,煤礦嚴禁曠工擅自出入非己方作業面。據李南介紹,李家溝煤礦以綜采為主,連采組輔助。由于他所在的團隊屬于外包團隊,工作的內容也常多變,“有什么活干什么活,沒有煤了就做點清潔、輔助工作。”

  李南說,整個百吉礦業,山東來的魯泰團隊好比“正規軍”,而他所在的外包隊則更像“散兵游勇”。在四五個礦上待過的李南,一直認為百吉礦業是自己待過最有安全感的礦,直到此次冒頂事故發生。多名井下作業的礦工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煤礦對礦工管理頗為嚴格,每次下礦前都要提前半小時開例會,遲到者罰款200元。

  下井后,礦里的車和人都安裝有定位器,“三檢表,滅火器,你缺一樣都上不了班”。在李南印象中,陜西有的煤礦連錨桿都沒有,而百吉礦業礦錨桿、錨索、掛網、頂板機、噴漿都是全的。在當地礦工中間,也流傳著百吉礦業“不掙錢但很安全”的評價。

  據李南介紹,巷道呈丁字形,約4米寬,連采組井下作業時使用的采煤機器約2米寬,一般先采完左邊再采右邊,整個作業是一步步退著采,這樣能保證安全。此次發生冒頂事故讓李南很意外,多名下井作業的礦工也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他們此前并沒有發現異常。

  太原理工大學礦業學院教授李雙鎖在接受《科技日報》采訪時表示,煤礦冒頂事故的發生一般都會有征兆,但人的認知能力有限,有的征兆可以發現,有的難以發現。

  據《中國新聞周刊》了解,1月12日李家溝煤礦發生冒頂事故時,引發采空區有毒氣體溢出。采空區是煤炭開采完留下的空洞,常常充斥著危險易燃的廢氣,時間長了將會塌陷造成地面沉降。

  陜西省煤炭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工作人員回應紅星新聞時,稱當時接到現場的電話,說事發時礦內一氧化碳濃度很高。李南說,采空區一旦大規模冒頂,猶如大山壓頂,擠出的氣體像氣槍一般。據一些逃生出來的礦工回憶,當時耳朵被氣浪震得很疼。

  神木地區大規模開礦始自于上世紀80年代,1998年達到高峰,煤礦數量達301家,百吉礦業所處的小寨村,煤炭開采年代較早,采空區較多。

  2017年3月,陜西省安全生產委員會曾下發一份編號為陜安委2017年3號的通知,其中特別指出榆林市應注重預防大面積冒頂引發事故,要檢查煤礦是否查明井田范圍內及周邊采空區懸頂、積水和有毒有害氣體等情況,是否按防爆墻標準構筑永久密閉墻,是否建立采空區頂板監測制度,是否建立遇到大冒頂征兆及時停產撤人的制度。

  此次發生事故的工作面,鏟車和翻斗車可進出,此次罹難的礦工中多位是車工。據多位礦工回憶,往常拉煤的斗車都是在502礦道進出,該礦道屬于進風口,空氣新鮮,路程也近。而512礦道屬于出風口,用于排出各種廢氣,空氣混濁,路程也遠。

  就在事故發生的一兩天前,百吉礦業的屠姓總工程師突然要求司機改由512礦道進車,502礦道出車,違者罰款。礦工盧偉回憶,車工以前有煤才下井,現在不管有沒有煤都下井,“空車走512,重車走502,遇到事故,結果車讓不開。”

  探礦權審批受質疑

  2010年4月2日,陜西省發改委批復了李家溝煤礦項目。工業場地選在陰溝溝谷灘地上,采用平硐開拓方式,中央并列式通風,達到設計能力時裝備1個綜采工作面。井下采用膠帶輸送機運輸煤炭,輔助運輸采用無軌膠輪車,生產原煤通過公路外運。項目總投資2.82億元,其中,項目資本金0.85億元由百吉礦業以企業自有資金解決,其余1.97億元申請銀行貸款。

  《新京報》調查發現,該煤礦的發起探礦時間為2007年12月5日。而這個時間之前,原國土資源部(現自然資源部)曾出臺規定,暫停受理煤炭探礦權申請。而陜西省國土資源廳在2007年6月27日,將包括該項目在內的4個探礦權項目,作為2004年2月19日以前正式受理的項目,向國土資源部申請按遺留問題,由陜西省國土資源廳按協議出讓處置,并獲同意。

  就此問題,陜西省國土資源廳曾于2013年做出情況說明,仍以“遺留問題”為理由解釋探礦權的申請。并表示已經找不到2004年以前受理的探礦權相關材料。

  有媒體質疑其探礦權審批有走“綠色通道”之嫌。中央巡視組在2017年6月8日的反饋里提到,陜西礦產資源探礦、開采、經營及國有公司增資擴股的腐敗問題“還沒有揭開蓋子”。2018年11月19日,陜西省委第六巡視組向榆林市委反饋巡視情況時,重點提到當地礦產資源領域腐敗問題尚未“破題”。

  在神木,官員與煤老板間的糾葛由來已久。2015年7月17日,百吉礦業法定代表人由張勝利變更為張德鎖。《中國新聞周刊》通過《啟信寶》查詢顯示,張勝利在多個煤礦擔任高管或擁有股份。《中國經營報》2011年的一篇報道稱,張勝利牽涉當地大貝峁煤礦百億礦權糾紛。

  2017年,陜西開展煤礦全面安全“體檢”專項工作,要求在2017年3月至9月,完成所有煤礦及煤礦上一級公司的“體檢”工作,并在10月至12月,由陜西煤監局會同煤炭生產安全監督管理局,對隱患突出的企業進行“回頭看”。“體檢”內容把煤礦分為正常生產煤礦、責令停產停建煤礦、長期停產停建煤礦、列入淘汰落后產能過剩產能退出規劃煤礦等幾類。

  據紅星新聞報道,百吉礦業列名于《正常生產建設礦井名單》中。2017年10月31日,陜西省安全監察局煤礦安全生產許可證領導小組召開會議,同意百吉礦業等11處煤礦的安全生產許可證延期三年。此前,陜西秦安煤礦安全評價公司曾于2017年下半年為百吉礦業做過一次安全現狀評價報告,評價的結果為合格。2018年6月19日,百吉礦業被陜西省煤炭生產安全監督管理局認定達到二級安全生產標準。

  煤礦安全生產標準化等級分為三級。一級的考核評分須在90分以上, 二級考核評分為80分以上,其中井工煤礦的11個單項考核評分均不能低于80分,其中又以安全風險分級管控、事故隱患排查治理、通風、地質災害防治與測量等四個單項權重最高。

  粗暴開采帶來嚴重后遺癥

  地表開裂,院井錯位,民居倒塌,家里的墻壁像被人從中間劈開。這樣的景象在神木并不罕見。

  因早年煤礦的無度開采而形成的地表塌陷,對當地居民的生活造成了不良影響。而在地下,因人為挖掘而形成的“空洞”,使采空區成為礦山生產面臨的重大安全問題之一。

  早在2008年,就有媒體調查發現,神木縣因煤礦開采形成的塌陷區面積足有56.16平方公里。到了2018年,據神木政府統計,這一面積已經達到484平方公里,在10年間擴大近8倍。采煤沉陷區和火燒隱患區壓覆煤炭資源約10億噸,主要分布在大柳塔、中雞、孫家岔、店塔、永興、西溝、麻家塔、高家堡、錦界等9個鄉鎮。此次發生事故的李家溝煤礦就在永興。

  在一份名為《神木縣采煤沉陷區和火燒隱患區綜合治理試點工作匯報提綱》中,榆林市法制辦指出,神木縣早期的煤炭開采主要采用資源回收率低、安全可靠性差的“房柱式”或“殘柱式”的炮采采煤方法。這種較為落后的開采方式回采率低,造成資源嚴重浪費。而隨著時間推移,殘留的煤柱和頂板開始風化,引發煤層上部土巖覆蓋層大面積垮塌,地表出現裂縫,殘留煤開始自燃,大量有害氣體泄露。

  神木所在的神府礦區,截至2016年,總共6324平方公里的儲煤面積中,采空區就有366平方公里,占到了5.7%,共涉及194個煤礦,19個鄉鎮,360個自然村和35000余人。截至2016年,塌陷區共損壞房屋4800間,損毀土地130965畝,對公路、鐵路、天然氣等設施也造成較大損壞和影響。

  據專家測算,當煤炭產量在2億噸左右時,每年會形成80~100平方公里的采空區。而早在2016年,神木縣的原煤產量已經“破2”,達到2.15億噸,約占當年全國原煤總產量的6%,煤炭工業產值實現了810.41億元。2016年榆林市的GDP,神木就貢獻了1/3。一年以后,神木撤縣設市,成為陜西省第四個、榆林市首個縣級市。

  1982年,陜西省煤田地質勘探一八五隊探明,在陜西神木、府谷等789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蘊藏著877億噸煤。從此開始,地處神府——東勝煤田腹地的神木,開啟了近30年“開發礦業,有水快流”的野蠻生長階段。最直接的證據,就是“三超”現象明顯。煤礦為了追逐利益,超過核定生產能力、核定生產強度和核定工作人員組織生產。

  據統計,“三超”現象在 2000 年到 2012 年間相當嚴重。全縣地方煤礦核定生產總能力只有1000多萬噸/年,而實際生產能力卻高達7000多萬噸/年。一些核定能力為 6 萬噸的小礦,每年實際生產能力可以達到 60 萬噸,這種超出核定能力 10 倍的礦井不在少數。

  簡單粗暴的開采帶來的后遺癥很快顯露。從2009年1月19日至2010年12月28日,神木縣因塌陷引發的地震有11次、爆破造成地震的1次、不明原因1次,地震級最高3.3級,最低1.5級,每次地震間隔時間最長5個多月,最短不到1天。專家分析,神木縣煤礦采空區較多,地震大都是采空區塌陷導致。

  神木市委書記張生平曾對媒體感慨:“面對日益惡化的礦山環境,神木的采煤沉陷區和火燒隱患區治理工作已刻不容緩,必須加快實施。”

  2009年3月,神木縣政府成立了采煤沉陷區和火災隱患區綜合治理領導小組,制定了《神木縣煤礦采空區和火災隱患區綜合治理實施辦法》,確定11個煤礦為先行治理示范試點。7月29日,榆林市也發布了《神府礦區采煤沉陷區綜合治理試點示范方案》,方案確定治理時限為2010年至2015年。

  據了解,神木將采空區分為兩類治理。對于“房柱式”老采空區,覆蓋在100米以下的,主要采取露天剝挖與地表生態恢復治理相結合的方式進行治理;覆蓋比較厚的重點區域(城鎮、公路等),主要采取充填加固和注漿的方式進行治理。對于機械化綜采形成的采空區,需要在開采前對村民進行整體移民搬遷,集中安置。

  榆林市原市委書記李金柱表示,就目前國內外治理塌陷的經驗,向采空區送入沙石、矸石、膏體等充填材料,以進行地壓管理、控制圍巖崩落和地表移動,并在形成的充填體上或在其保護下進行回采的采礦技術,是較為成熟、有效地控制地面塌陷的技術。但他也指出,治理的難點在于成本。根據“誰開采、誰受益,誰破壞、誰治理”的原則,多數煤礦未采用充填技術的主要原因是,充填開采會使每噸煤的生產成本增加50~120元。

  神木縣采煤沉陷區綜合治理辦公室副主任王曉虎說:“充填加固和注漿的方式成本太大,應用不廣。”據業內人士此前對媒體透露,采空區治理非常燒錢,投資三五億元也不算是大項目,以神木錦界鎮為例,其在2014年投資4000多萬元對300多畝采空區進行注漿治理,平均一畝采空區的治理成本超過了13萬元。

  托管模式的隱患

  本次事故還暴露出托管模式存在的一些問題。煤礦托管作為資源整合的一種常用形式,誕生背景是全國范圍內自下而上的煤炭資源整合。

  早在2007年,陜西省就批復了《關于榆林市礦產資源整合實施方案的報告》,要求2007年底完成煤資源整合方案。屆時,全市地方煤礦數量由389個減少到268個,減少121個,減少31.1%。生產能力由2435萬噸/年提高到8054萬噸/年,單井規模提高到30.05萬噸/年,6萬噸/年及以下礦井全部淘汰。

  通過整合,神木縣的礦井數量也從2000年的236處,降為2009年的148處。

  2010年10月,國務院專門發文,在頂層設計上對此做出明確布局,要求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煤炭資源整合,進行兼并重組。

  文件中指出,在煤炭資源整合過程中,出現了股份制改造、企業重組、以煤置股等多種形式,地方政府對那些難以實現產權轉讓、但又在安全生產能力不夠或者安全生產管理不到位的小煤礦,可以將小煤礦托管給技術先進、安全管理有保障的大煤礦進行安全生產。據《中國煤炭網》報道,山東魯泰控股集團公司的前身是山東魯泰煤業公司。2013年以前,公司以煤炭為主業,擁有太平煤礦、鹿洼煤礦兩個自營礦井。

  但是,受煤炭行業整體衰落的影響,太平煤礦連年虧損,人員嚴重過剩。為了分流富余人員,公司在經過調研后發現,陜西省境內不少重組煤礦擁有良好的基礎設施,但是缺乏專業的開采團隊。于是,魯泰想到了承包外部生產礦井的“托管”模式。

  于是,2013年12月,山東魯泰在陜西神木注冊成立陜西魯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主營業務是在產煤大縣府谷和神木,開展煤礦托管服務運營,百吉成為它托管的三家企業之一。2018年12月,《濟寧日報》專訪了陜西魯泰總經理楚旭峰。他指出,近年來,山東魯泰控股集團不斷創新商業模式,充分發揮管理、技術、人才優勢,大力實施煤礦托管“輕資產”發展模式,陜西的年生產能力已經達到400萬噸。

  另一組數據表明,自2013年11月以來,魯泰公司陸續托管陜西省兩家煤礦和山東省一家煤礦,共生產煤炭308.9萬噸,實現利潤2600多萬元,分流太平煤礦富余職工418人,年節約人工成本4245萬元。

  這種托管,本質上是一種生產服務外包。在法律關系上,采礦權和所有權仍屬于原企業,而經營權被分離出去,授予托管企業。由承托方負責委托方的建設、生產、安全和經營管理。原煤礦業主負責煤炭銷售、安全監察和管理、設備大修及大型物資的采購。

  理論上,在責任的界定上,承托方要承擔企業安全管理責任,原企業承擔安全生產主體責任。但中國礦業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龔荒指出,煤礦托管的委托方和受托方皆擁有獨立法人資格,誰為安全生產事故負責是很多煤礦托管中爭議的問題。在實踐中,假借托管轉移監管責任的現象比較突出。

  而對于百吉公司的安全管理情況,楚旭峰表示,2018年5月,百吉煤礦剛剛順利通過陜西省煤監局二級安全生產標準化驗收。

  多次“體檢”未發現問題

  根據《煤礦安全生產標準化考核定級辦法(試行)》,煤礦安全生產標準共分為三個等級。其中,二級的考核總評分必須在 80 分以上,包括安全風險分級管控、事故隱患排查治理、通風、地質災害防治與測量等單項考核評分也不能低于80 分。

  文件還規定,對于入級的企業,煤礦每月至少要組織1 次全面自查,每年由隸屬的煤礦企業開展1 次全面自查(企業和煤礦一體的由煤礦組織),自查報告要向省級主管部門報送。

  入級的煤礦能夠享受一定的獎勵,如在地方政府因其他煤礦發生事故采取區域政策性停產措施時,原則上不納入停產范圍。

  該辦法從2017年7月1日起開始施行。而早在3個月前,陜西省已經發布了《陜西省煤礦安全生產標準化考核定級實施細則(試行)》,對于入級煤礦的安全檢查,要求縣級每季度全覆蓋檢查一次,市級每半年抽查一次,全年抽查比例應不少于50%;省煤管局每年抽查一次,重點抽查三級礦井,全年抽查比例應不少于10%。對發現存在重大事故隱患的煤礦,應撤銷其取得的安全生產標準化等級。

  2017年3月,陜西對全省506處煤礦開展過一次煤礦全面安全“體檢”專項工作,內容涉及證照、安全監控、安全生產投入,以及頂板管理等情況。其中,頂板管理對“冒頂”事故的預防能夠起到關鍵作用。

  5個月后,在陜西省煤炭生產安全監督管理局公布的第三批二級安全生產標準化煤礦名單中,出現了百吉的名字。依據規定,申請評級的基本條件之一,就是不存在重大事故隱患。

  從2018年6月開始,神木市又開始在全市范圍內開展煤礦安全檢查活動。

  6月1日,神木市能源局發布《關于開展2018年“安全生產月”活動的通知》,活動持續了一個月。6月8日,再次發布《關于開展煤礦安全生產大檢查大整治大提升活動的通知》,要求全市煤礦范圍內開展為期5個月的安全生產“大排查、大整治、大提升”活動。活動自6月1日開始,至10月31日結束。

  7月13日,市政府印發《神木市煤礦安全生產百日大排查活動工作方案》,方案指出排查要做到“全覆蓋、零容忍、嚴執法、重實效”,堅決遏制較大以上煤礦事故發生。活動對全市110處屬地安全監管煤礦進行逐礦排查,排查的內容涉及超能力組織生產、托管煤礦承托方安全資質是否符合規定,是否明確并落實承托方、委托方安全生產責任等問題。

  有不愿具名的專家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樣的檢查像在“隔靴搔癢”。

  對于煤礦的監管難題,陜西省地質礦產勘查開發總公司葛橋軍指出,2016年,陜西省煤炭管理專業人員不到總數的20%,人數少任務重,導致煤礦缺乏必要的監督管理。

  李家溝煤礦發生冒頂事故,在當地引發極大震動。

  據當地消息,為了深刻涉取此次事故教訓,神木市所有民營煤礦停產安檢,僅售庫存。加上之前工作面停產煤礦,神木停產煤礦數量增至70家之余,何時復工暫未確定。

  大量煤礦停產導致供需變化。據榆林煤炭交易中心數據,從1月13日起,榆林市下轄的榆陽區、神木、府谷煤價每噸上漲10~30元。

  此次事故過后,李南陷入了焦慮。李南的父親也是一名礦工,一塊掉落的煤石將他砸成半身不遂。李南說他深知下井的可怕。“四面都是石頭你無法預料什么時候煤會塌下來。”

  今年,李南帶著妻女在四五家煤礦間輾轉流離,直到來到他認為“很安全”的百吉礦業。

  “都說煤礦工掙錢多,可是我們上一天班才有一天錢,并不是每天都能下井,工資也是兩三個月才發一次”。

  李南說,出了事故,百吉礦業估計要停產一兩年,自己又得找下一家煤礦繼續干下去。

  (文中李南、于海、盧偉為化名)

  《中國新聞周刊》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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