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發展邏輯生變:京滬人口負增長,二線城市迎來最好時代 ;一周內三獲得亞洲杯執法機會 中國裁判從未受此重用;

發稿時間:2019-8-20

1.中國城市發展邏輯生變:京滬人口負增長,二線城市迎來最好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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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城市發展邏輯生變:京滬人口負增長,二線城市迎來最好時代
  文丨西部君

  城市人口話題,這幾年格外受到關注。

  尤其是自去年開始的城市間“搶人大戰”,將之推向了一個新的高點。這個被形容為是二線城市向一線城市發起的反攻,目前拐點已現。

  近日北京公布的“十三五”規劃綱要實施情況中期評估報告顯示,2017年北京常住人口規模比2016年減少2.2萬人,自1997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

  嚴格說,這不算新消息。因為早在今年2月,北京2017年發展統計公報就已經透露上述數據。并且還進一步指出,北京戶籍人口也比上年末減少了3.7萬人。

  從全國范圍內來看,北京并非孤例。2017年在全國31個省市區中,共有6個出現負增長,其中3個就是直轄市,除了北京,還有上海、天津。

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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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其中,具有標志性意義的是,北京、上海這兩個一線城市,都開始進入了常住人口負增長區間。

  當然,從原因看,前面說這是“搶人大戰”的拐點,其實是不準確的。因為北京、上海常住人口減少,主要還是主動控制的結果。

  但不管原因如何,這都預示著新的城市發展格局正在出現。

  多年來,大家都在講產業、資源從一線城市轉移、分流。但其實,人口的變化才最能說明問題。因為產業、資源的流動,人永遠是最大的驅動力。

  由此,綜合各種跡象判斷,隨著京滬人口增長“告負”,當前及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中國二線城市,正迎來屬于自己的最好時代。

  具體主要有以下幾大機遇:

  01

  一線城市人口和功能的分流、紓解

  北京、上海的人口分流,其實始于多年前。因為人口增速早就已經放緩。

  與人口分流幾乎同步進行的,還有城市功能的紓解。

  北京在幾年前就已提出紓解非首都功能;上海《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17-2035年)》中,也明確要求,提升全球城市核心功能,疏解城市非核心功能。

  顯然,無論是非首都功能,還是非核心功能,一線城市在這方面松綁,對二線城市來說,都蘊藏著包括人、產業、資源等多方面的紅利。

  這方面,比較具有代表性的、顯性的變化,是近幾年一些國際活動舉辦權,不再完全由一線城市壟斷。

  像杭州、廈門、武漢、成都、西安、鄭州、蘇州等二線城市,近年都獲得了在國際和外交活動中充當主場的機會。

  02

  產業下沉+調整窗口

  人口流動變化,自然能帶動產業布局變化;產業布局變化又將繼續鞏固人口的變化格局。

  以華為從深圳遷東莞,小米擬南遷武漢、南京為代表,近年越來越多的科技企業,考慮把總部或第二總部遷往二線城市。

  而隨著一批二線城市、省會城市在招商引資、優化營商環境上的集體發力,其中一些已經在創新產業發展上展示了自己的實力和特色。

  典型如杭州的電商經濟、貴陽的大數據產業等。而像A股上市公司數量,杭州、蘇州已超過廣州。

  另外:

  成都、蘇州、南京、武漢和西安,成為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的“快速成長型”城市,數字人才正在從ICT基礎產業轉向融合產業,部分城市如蘇州已經在制造業積累起突出的數字人才優勢。

  同時,移動互聯網平臺也正緊抓下沉市場,二三線城市正成為這種趨勢的最先和最大獲利者。

  并且,當前全球都進入了一個大的產業調整周期,新產業的孕育,將打破過去過度依賴中心、頭部城市的格局。

  仍處于成長期、擁有更多可能性和活力的二線城市,將獲得比以往更多的機會。

  03

  政策賦能+強省會戰略

  城市的發展,固然要靠自己奮斗,但也離不開外部政策的賦能,特別是在中國。就這點來看,二線城市、省會城市,也正迎來風口。

  目前已經批復的九大國家中心城市,除北京、上海、廣州外,其余都是二線。這可能是第一次,一二線城市在國家層面被劃入同一政策等級之列。

  以“搶人大戰”的名義,一大批二線城市都降低了落戶門檻,這其實是對于戶籍制度的間接突破。也可看作是通過巧妙的方式,破解阻礙城市發展的限制因素。

  近年已成為一種普遍趨勢的強省會戰略,也為二線、省會城市的強壯提供了支撐。并且這已不僅是城市及其所在省份的自覺,而隱約上升到了國家高度。

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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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標志性的一點是,前不久,濟南、青島、廈門、南京、哈爾濱、大連、沈陽被點名“引領帶動作用不夠”。

  具體要么是“龍頭作用不夠”,要么是“省會作用不夠”,要么是“中心城市作用不夠”。

  無論是哪種定位都說明,從地方到國家層面都意識到,要推動一個地區的發展,需要區域內“中心城市”的帶動作用。

  而這個重擔,當仁不讓就落在了一大批二線城市的肩頭。顯然,這是任務,也是機遇。

  04

  “大基建”機遇

  一二線的差距,除了城市功能、發展機會的差別,很大一部分也表現在如對外連接度、對內基礎設施等硬件上的差距。

  現階段,一線城市基礎設施,特別是北京、上海已基本趨于完善,而二線城市將進入一個較快改善的上升通道。

  比如地鐵建設,從建設規劃和已開通運營里程看,可以預期,未來五到十年,都將是一批二線城市的重點建設時期。

  這對于縮小一二線城市的公共設施水平,將發揮關鍵作用。

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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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部主要城市在對外交通上,也還有明顯的改善空間。比如,最近渝湘高鐵重慶至黔江段正式開工,重慶米字型高鐵架構邁出實質性一步。

  不要小看交通基礎設施的重要性。同樣在最近,作為一線城市的廣州,在一天內就開工了6條地鐵,同時在打造交通樞紐地位上也有大動作。

  更重要的是,當前及未來幾年,在改善交通設施方面,二線城市面對的不只有發展空間,更有外部機遇。因為未來幾年將又是一個“大基建”時期。

  過去一線城市已經享受了這樣的幾輪機遇,現在輪到二線城市了。

  小結

  以北京、上海為代表的一線城市,紓解非核心功能,分流人口,一定程度上象征著中國城市發展邏輯的微妙變化。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中國的城市發展邏輯,是政治、經濟、交通等各個方面資源都高度以極少數幾個城市為中心來分配。

  未來,一線城市當然將繼續扮演“核心”作用。但正如國家中心城市的“擴容”所預示的,告別“單極化”的發展邏輯,未來中國城市將會更加重視培育多中心格局。

  無論是為加快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還是中國經濟總量的繼續增加,都需要更多能夠為國家分擔的中心城市。

  所以也可以說,未來中國內部的城市競爭,搶人,搶政策,搶資源,將主要在二線城市之間展開,而不再是二線VS一線。

  經濟學家管清友,有一個著名的觀點,中國需要八個一線城市,“這種首位度城市人口超過2000萬,但中國現在只有三個半,廣州只能算半個。”

  其實,不管需要幾個,或者說人口是不是一定要到2000萬,毋庸置疑,這都意味著是二線城市的歷史機遇。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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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邱利 HN154)

2.中國城市發展邏輯生變:京滬人口負增長,二線城市迎來最好時代

范冰冰分手內幕

  一周內三度獲得亞洲杯執法機會 能力和心理俱佳才能脫穎而出

  中國裁判從未如此受重用

  繼馬寧作為主裁判執法1月9日亞洲杯E組第二輪的比賽后,中國足協另一位優秀年輕裁判員傅明將作為主裁執法1月12日亞洲杯D組的比賽。一位熟諳亞足聯裁判指派工作的業內人士直言,中國足協在冊裁判此次受到亞足聯重用的力度空前,而這也得益于中國裁判自身的努力和中國足協的精心“栽培”。

  傅明今以主裁身份亮相

  賽程顯示,也門隊與伊拉克隊的亞洲杯小組賽第二輪賽事將于1月12日在沙迦舉行,36歲的中國足協在冊裁判、近年來在國內職業聯賽執法工作中成績格外突出的傅明確認作為主裁判執法本場比賽。

  而同組另外3名中國足協在冊裁判霍偉明、曹奕、馬寧分別擔任本場比賽第一助理裁判、第二助理裁判及第一附加助理裁判(底線裁判)。

  傅明也成為繼馬寧之后,第二位以主裁身份執法本屆亞洲杯的中國足協在冊裁判。

  算上12日的比賽,中國裁判組已經在短短一周內3度獲得執法亞洲杯的機會。

  中國裁判整體實力提升

  一位常年參與亞足聯裁判工作的AFC裁判講師向北京青年報記者解釋說,“馬寧、傅明他們這一組中國足協注冊裁判能夠接連受到指派,首先說明亞足聯對于中國足協裁判能力是高度認可的。此外,馬寧、傅明、霍偉明、曹奕都是近年來活躍在中超、亞冠、亞足聯杯以及亞足聯序列各類重要賽事的裁判員‘熟臉’,他們絕不是所謂‘嫩哨’,也得益于此前七到八年的潛心付出。他們都是亞足聯精英裁判成員,被亞足聯重用,本來也很正常。”

  在本屆亞洲杯前,中國足協在冊裁判已經連續多年缺席各類國際重大賽事。自從2010年穆宇欣作為“替補”躋身南非世界杯裁判員隊伍后,中國裁判就再沒有進入世界杯執法圈。

  未來還將執法重要賽事

  接下來大部分比賽,亞足聯都將重用本聯合會裁判。從目前亞洲杯裁判工作發展態勢來看,中國裁判組被繼續重用的可能性非常大。該人士也大膽預判,“中國裁判組接下來肯定還會有被指派的機會,甚至在16進8、8進4淘汰賽的關鍵比賽中獲得指派。至于他們能不能一路走到底,除了看自身的執法表現外,還要依據中國隊在本屆杯賽的成績。” (肖赧)

來源:www.shengshiwuliu.com  責編:dnf新聞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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