竊賊深夜入室盜竊被抓后謊報數額 檢方用證據識破謊言;減量化增長的襄陽實踐:藍天變得越來越多;

發稿時間:2019-9-6

1.竊賊深夜入室盜竊被抓后謊報數額 檢方用證據識破謊言

吳亦凡被激光照射
究竟偷了多少錢
蔣巍巍正在準備出庭預案
蔣巍巍正在準備出庭預案

  一起入室盜竊案,犯罪嫌疑人在歸案后,先是拒不認罪,后雖在證據面前承認了入室盜竊的犯罪事實,卻又在盜竊數額上“打游擊”。公訴人在法庭上用證據說話,指控意見均被法庭采納。

  2018年7月17日,安徽省合肥市廬陽區檢察院受理了一起盜竊案。案卷顯示:5月16日凌晨2時左右,被告人魏某潛入合肥市一小區居民家中實施盜竊,先后進入兩個臥室,將被害人的衣服和背包拿到客廳翻找,共盜竊現金4700余元。其間,被害人聽到動靜后驚醒,魏某拿著盜竊來的現金倉皇逃離現場。被害人追趕無果,報警。第二天中午,魏某被抓獲歸案。

  “案情并不復雜,涉案金額也不大,但辦理過程卻并不輕松。”公訴人蔣巍巍介紹,魏某在卷的訊問筆錄共有4份,前2份均不承認有入戶盜竊犯罪行為,直到辦案民警拿出監控視頻、其作案時所穿的衣物等有力證據后,無從抵賴之下,才供述了犯罪事實。然而,后2份在卷供述中,對盜竊數額的交代并不一致。第一次交代是2430元,第二次變成了3000多元,而被害人的報案金額是4700余元。

  10月24日,該案開庭審理,蔣巍巍出庭支持公訴。涉案金額成為庭審焦點。

  “進入被害人房屋后,你從幾處盜竊了財物?”庭審開始后,公訴人并未急于求成,而是按照開庭前精心準備的出庭預案,慢慢向真相靠攏。

  “我進過2間臥室,在第一間臥室將一條褲子拿在手上,然后進入第二間臥室找到一個女式包。之后,返回客廳翻找。褲子口袋找到400多元,女式包內有一個送禮金用的紅包和一個錢包,從紅包內拿走1600元,從錢包內拿走1000元左右。”

  “這樣算下來,你盜竊的數額在3000元左右。為什么你在供述中說偷了2430元?”

  “當時說錯了,后來公安民警到看守所再次訊問的時候,我更正為現在的數額了。”在卷證據顯示,在此之前魏某曾2次因犯盜竊罪被判處過有期徒刑,具備一定的反偵查能力。

  “你盜竊得手后,將錢放在哪里?”順利排除了第一個不實數額后,公訴人繼續穩扎穩打。

  “被發現后,我著急逃跑,將偷來的錢放在我褲子兩邊的口袋里了。”

  “既然你從3處偷得錢,放入了兩個口袋中,那么有一個口袋至少放入了兩個地方偷來的錢。凌晨作案視線不良,加之精神高度緊張,現場準確清點財物幾乎不可能。你在公安機關也供述,是在擺脫被害人追逃之后,才開始清點所盜竊的財物。那么你怎么能將每一處所偷的錢財區分得這么清楚?”

  “我是根據錢的厚度,大概確定的。總數就是3000多元。”

  “偷來的錢你是怎么處理的。”

  “當天夜里,我就把偷的錢和我身上帶的錢,通過自動存取款機存到一家銀行里了。”

  “可公安機關調取的銀行交易記錄顯示,在案發當天并沒有你名下銀行卡的存款記錄,你怎么解釋?”案件審查起訴期間,為了查清每個疑點,公訴人詳細列明了補充偵查提綱,將該案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取證。補證結果則與魏某的辯解不符。

  “我是用別人身份證辦的卡。”

  “誰的身份證?卡號是多少?”

  “我不記得了。”面對公訴人的追問,魏某有些慌亂。

  “被害人于案發當晚報案,其對被盜錢財的存放位置和各位置現金的數量都進行了詳細表述。其中,錢財存放位置、被告人的形體特征、追逃的路線等諸多細節均與在案證據高度一致。同時,被害人陳述,因為親戚家有事,需要送禮金,于案發前不久專門到銀行取了3300元,其中3000元裝入了紅包中。加上其褲袋和錢包中的日常備用金,一共是4700余元,并能提供取款憑證進行佐證。綜上,公訴人認為可以認定被害人關于被盜金額的陳述是客觀真實的。反觀被告人,一開始拒不認罪,后雖認罪,但對盜竊金額供述反復自相矛盾,可信度低。”公訴人相繼向法庭出示了被害人陳述、取款憑證、辨認筆錄等證據。

  10月24日,法院一審判決被告人魏某犯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并處罰金3000元。

  公訴人簡介

  蔣巍巍,1989年4月出生,2012年通過公務員招錄考試進入安徽省合肥市廬陽區檢察院工作,現任公訴科檢察員、員額檢察官。從檢6年來,一直工作在辦案一線,曾榮獲“合肥市優秀公訴人”等榮譽。

(責任編輯:張洋 HN080)

2.竊賊深夜入室盜竊被抓后謊報數額 檢方用證據識破謊言

泰國儒艮寶寶離世

  減量化增長的襄陽實踐

  如何在發展率先和保護優先中找到一個平衡,是減量化增長在工業領域的一個難題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賀斌 胡傳林

  10月20日清早,2018襄陽馬拉松正式開跑,選手們或奔跑在古樸大氣的城墻下,或角逐于水天一色的漢江邊,將襄陽美景盡收眼底。最讓這些來自世界各地馬拉松選手們感到慶幸的是天公作美:微潤的陰天,適宜的溫度,空氣質量也保持在優良狀態,當天的PM2.5指數不到60。

  這樣宜人的氣候,在過去的襄陽很少出現,而如今,襄陽的藍天越來越多,越來越為襄陽人津津樂道,這得益于去年以來,襄陽提出以“減量化增長”為抓手,落實新發展理念,推進綠色發展。

  粗放式發展下的城市隱憂

  襄陽市委副秘書長、政策研究室(市改革辦)主任任興亮坐在辦公室的窗邊遠眺,視野一片開闊,甚至能遠遠看到漢江對岸郁郁蔥蔥的濕地和鱗次櫛比的高樓。

  這樣令人心曠神怡的景象,任興亮感到甚為自豪,“這么開闊的城市,在全國是很少有的!”他指著窗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連片的土地大概有8000平方公里,上到老河口谷城,下到宜城,東到棗陽,西到南漳,基本上是河谷平原。

  “我們的城市框架拉得很大,發展條件很好,但是過去卻太不精細!太令人心痛了!”任興亮感慨道,他用一個指標“供地率”來作進一步的解釋。所謂供地率,就是億元GDP所消耗的土地資源,無論跟同類城市相比,還是和發達城市相比,襄陽的供地率都居高不下:億元GDP地耗1380畝,比省會武漢還多耗996畝。

  “我們160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區,插花式散落在720平方公里的控制區內。導致我們的城市既像城市,又像城鄉結合部,最終帶來嚴重的浪費,基礎設施難以配套到位。”任興亮說。不僅如此,基礎設施的利用效率非常低,在中心城區,每天供水量是80萬噸,但污水處理廠卻要建到90萬噸。入口??,出口大,這樣看似匪夷所思的現象,反映的是發展方式的粗放。

  除了攤大餅式的城市建設,農業廢棄物的隨意排放、農藥、化肥的過度施用,工業生產的高污染高耗能和低附加值,更是讓城市面臨著環境瓶頸:PM2.5、PM10長期排在湖北省的末位。

  而更大的隱患在于,對資源缺乏珍視,使得資源利用的集約度不夠,而城市建設更是缺乏了長遠考慮,特別是基礎設施難以維護,帶來債務和財政的沉重負擔。

  2017年2月,李樂成任襄陽市委書記,首先就做了一番調研,幾個月后,市委政研室接到任務,就落實新發展理念寫一份材料,他們寫了五個關系,包括如何處理好增長和環保的關系、如何處理好觀念和行動的關系等,結果李樂成看到材料后,說了一句,“你們拔得太高了,我就想針對襄陽的實際問題,提出一個切實可行的方案。”

  這個方案,也就是后來在中共襄陽市委十三屆四次全會上首次提出的以“減量化增長”為抓手,落實新發展理念。但當時只是停留在概念層面,將襄陽的問題進行了一番梳理,并沒有完全落到實處。真正讓“減量化增長”在襄陽市全面推行的,是中共襄陽市委十三屆五次全會,這次會上,“減量化增長”有了一套完整系統的制度設計,各職能部門做什么、怎么做都一目了然。

  所謂“減量化增長”,簡言之就是雙減少,雙提升:即推進經濟增長率與能耗、物耗增長率反向運動,單位產出能耗、物耗與廢棄物排放“雙減少”,GDP中的綠色顏值與科技含量“雙提升”。

  為了讓這一抓手抓出實效,襄陽并沒有止步于概念,按照李樂成的說法,要“工程化、項目化、具體化”,通過一個個項目,一個個工程,將新發展理念落小、落實、落地。市委副書記、市長郄英才也信心滿滿,只要把該減的減下去,該增的增起來,“一極兩中心”高質量發展就一定會越來越高。

  具體說來,就是在第一產業廣泛推廣城鄉融合發展,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農村基層組織、農業合作組織、村民自治組織融合發展。同時,通過落實“一節兩減三基本”,發展特色、有機、高效農業,實現傳統農業大市向現代農業強市跨越。在第二產業推廣“四化四造”,即清潔化制造、智能化改造、多元化創造、品牌化打造。在第三產業推廣以標準化、信息化、人性化為方向的“三化建設”,改造傳統服務業,發展現代服務業。

  而在城市建設方面,根據襄陽市委提出的“三年還市民一個美麗的襄陽”目標,在襄城、樊城和襄州三個主城區,每年要以“美麗襄陽”的標準建兩條街,兩個社區,實現提檔升級。“無論是政府、企業還是普通市民,都清楚地知道要做什么,每一項工作都有具體的指標,清晰明了,利于實踐。”任興亮說。

  也正因為如此,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里,襄陽的減量化增長取得突飛猛進的效果,2017年,襄陽市單位GDP地耗比上年下降5.37%,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22.1%,居湖北省第一位。納入湖北省縣域經濟考核的7個縣(市、區),在2018年5月全部得到省委、省政府表彰,占全省20個受表彰縣(市、區)的1/3強。

  而看得見的變化,更是環境的改善和城市面貌的提升,襄陽空氣質量明顯好轉,而城市規劃建設管理也向集約、精致轉變,城市品質有了明顯提升。

  雙減少,雙提升

  在東風井關農用機械有限公司新工廠一期廠房,遠遠看去,房頂微微閃著亮光,綜合部部長李強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這是該公司的光伏發電項目,總面積為7萬平方米。

  東風井關是一家以生產農用機械為主的日資企業,日常生產用電量極大。今年2月28日,東風井關并網進行光伏發電,平均日照時間10小時,自3月以來,共發電293.04萬千瓦時,其中47.58萬千瓦時為企業自用,按0.799元/度價格收取電費,低于國家電網收取的綜合電價。未消耗的余電上網,國家電網以0.41元/度的費用予以補貼。

  據測算,20年后,這一光伏發電項目的總發電量將達9811.8萬度,節約電費超過712萬元,并獲得1305萬元的電費收益。除了降低企業用電成本,創造一定經濟效益外,更重要的是,光伏發電屬于可再生的清潔能源,將大大減少碳排放量,實現可持續發展。

  為引導和激勵企業建設“光伏-儲能-供電”系統,延伸光伏產業鏈條,襄陽市政府搭建了政企合作、企業合作的平臺,并在城市公共設施中作示范,襄陽火車站、襄陽火車東站、襄陽機場航站樓、東津新區十大公共工程等公共設施屋頂,都將陸續建設該系統。

  “如何在發展率先和保護優先中找到一個平衡,是減量化增長在工業領域的一個難題。”襄陽市經信委總經濟師楊志國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

  作為上世紀60年代三線建設的重要基地,襄陽有較多傳統產業,以資源能源消耗為增長的主要模式。在本世紀初國企改革之后,一度經過了十年突飛猛進的發展,但2015年以后,一些行業出現產能過剩,環保壓力也很大。國家提出高質量發展的模式,開展供給側改革,對于處于產業鏈中端的襄陽工業而言,無疑是巨大挑戰。

  在楊志國看來,減量化增長的推進,最終目標是通過動力變革、質量變革,最終實現效率變革。而技術改造,成為了動力變革的最大抓手。為此,襄陽市出臺鼓勵企業技改10條等政策,實施千企千億技改工程,編制實施新一輪技改提質三年行動計劃,從漢江產業基金中拿出5億元技改獎勵專項,促進企業技改。兩年內,襄陽市近1700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普遍技改。今年以來,推進千萬元以上工業技改項目582個。

  為了鼓勵高耗能企業實現節能改造,襄陽將建一個市級能源管理平臺,利用萬州電氣研發的WOES智能優化節能系統,為一些高能耗企業提供節能技術。據萬州電氣行政部經理熊海娟介紹,運用該系統,可對設備的能耗數據進行采集、分析,最終從技術設備、工藝管理和技能方面提出解決方案。

  由于各行業的設備和能耗標準都不相同,目前只針對幾個高耗能高污染行業研發出節能系統,而襄陽市經信委計劃首批納入該系統的企業也是高污染高耗能企業,目前全市有水泥、化工等高耗能企業十余家。這些企業節能改造完成之后,再將公益企業等納入系統,最終將全市近1700家企業半數納入該系統。

  目前該項目已經市政府批準,前期搭建平臺投資約1000萬元,企業進入系統后,主要的投入在補貼,按照每個企業補貼70%節能成本的標準,大概總共需要5000萬元投入。“一次性投入不現實,得一步步來。”楊志國說。

  作為“雙減少”的重要一環,在降低能耗的同時,如何減少污染,讓資源實現循環利用,也是減量化增長的一個重要抓手。

  恩菲環保能源有限公司是襄陽一家利用垃圾焚燒發電的企業,公司總經理助理劉莉莉明顯感覺到這兩年公司的業務量翻了一番。公司剛成立時,每一天入場的垃圾量,也就700噸左右。隨著這幾年以來襄陽市做減量化增長,在垃圾收集和清運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建了很多的垃圾轉運站,增加了清運的車輛,目前每天送往公司的垃圾量平均在1300噸,高峰期甚至能達到1900噸。

  據了解,恩菲環保能源有限公司目前年盈利額在1000萬左右,收入來源于兩部分,垃圾處理費和電費,垃圾發電每度電費在0.65元左右,在全市總電量中占比極少,更大的價值是其社會效益。

  垃圾發電的目的是實現資源的循環利用,但在焚燒的過程中,如果產生新的污染,顯然是和減量化發展目標背道而馳。劉莉莉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2017年,公司投入近3000萬元進行水的提標改造,使垃圾滲濾液達到中水標準,在公司內部循環利用。同時,還按照新的國家標準,實現了脫氮脫硝的煙氣化改造。

  廢棄物循環不僅應用在工業領域,在農業中,減量化發展則是以“一節兩減三基本”為目標,以“中國有機谷”為示范,大力發展綠色、生態、有機農業。

  所謂“一節”,是嚴格控制農業用水總量,“兩減”,是減少化肥和農藥使用量,“三基本”則是畜禽糞污、農膜、農作物秸稈基本得到無害化處理和資源化利用。

  在襄陽市農委總經濟師劉智看來,農業的減量化增長應該包含三個層面:一是生產方式上減量化增長,主要是節約農業用水,減化肥、減農藥,推進綠色、清潔生產,減輕農業投入品對土地、環境的壓力;二是在產業結構上減量化增長,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大力發展有機農業、循環農業,培育綠色高質高效新業態、新模式;三是在流通方式中減量化增長,盡量減少中間環節,節約流通成本,大力發展農村電商,暢通工業品下鄉和農產品進城的渠道,減少農產品的流通成本。

  盡管目前在三大產業結構中,農業在GDP中的占比日趨下降,但劉智認為,農業依然是重要的基礎性產業,特別是對于年產百億斤糧食的農業大市襄陽而言,如何在一節兩減三基本中實現農業生產的高效率和高質量,仍需不懈的努力。

  “農業減量化生產,不是為減而減,減的目的是為了增,減只是手段,增才是目的。”劉智向《中國新聞周刊》解釋道,所謂的增,不是單純的農產品產量的增,而是農產品質量和安全水平的增,也是對農業整個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的一個提升,更是對消費者在農產品安全上的一個保障。“達到三個目標,農業減量化增長就做好了,不僅提升農業效益、促進農民增收,還為生態環境保護作出農業貢獻。”

  然而,中國的農民和農業極具分散性,數千年的思維方式也難以改變,農業減量化增長仍存在著較大難題。據劉智介紹,在農業減量化增長的起步階段,主要以規模以上農業種植戶和養殖戶為主,即耕地30畝以上,養殖牲畜500頭以上的農戶和企業。目前全市種養大戶有2萬多家,家庭農場8000多家,農業合作社9000多家。

  在種植戶中,鼓勵種植綠色有機農業,打造農產品品牌,得到有機認證的農戶,將給予一定獎勵。而在規模養殖戶中,要求必備糞污無害化處理設施。

  在短期內,高標準高質量的農業減量化,或許會增加農戶的成本,減少產量和收入,但從長遠來看,農戶會因為高質量安全農產品獲得更高收益。目前,襄陽正在打造中國有機谷品牌,在區域內重點發展有機產業。“將品牌打出去以后,就可以力爭成為全國有機產業的技術中心、產業中心和集散中心,逐漸放大它的溢出效應,產生集聚效應。”劉智說。

  除了政府直接出臺鼓勵措施,農業減量化增長也可通過項目引導來完成,即由龍頭企業搞訂單生產,制定標準,并提供指導,使松散的農戶經營逐漸向綠色生態方向引導。這一點,正大食品(襄陽)有限公司的做法具有一定代表性。

  作為一家外資食品企業,正大堅持全產業鏈管理,助理副總裁鄒大友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了和農戶的合作模式。以生豬養殖為例,從飼料到豬種到疫苗,再到技術和管理,都由正大提供,農戶只是代養。六個月后,按照每頭200元的價格給予報酬。“如果要和我們公司合作,必須認可我們的標準。按照我們的標準來建養殖??,建立符合國家標準的污水處理和沼液池。”鄒大友說。

  “農村就應該天藍地凈,山清水秀,所以,現代農業的功能,不光是提供食品,提供原料,還要提供生態產品。讓人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劉智說。

  增與減的邏輯

  從2017年提出到現在,僅僅一年多時間,減量化增長就在襄陽各行業各領域全面推進,這得益于嚴密的指標體系和嚴格的考核體系。

  據了解,指標體系由襄陽市發改委牽頭制定,各行業各部門各不相同,每一年襄陽市會對各區縣進行年度目標考核,減量化增長的指標體系將作為考核體系里的重要內容,如果是達不到,就會受到一些處罰。

  任興亮介紹,目前襄陽每季度組織12個區縣拉練一次,主要是看工業項目和產業項目,包括招商引資量、科技含量、現場管理和效益等,并現場打分。分數最高的前兩名在開會的時候介紹經驗,后兩名則需要表態發言,因此各區縣的壓力很大,不得不認真對待。

  實際上,在“減量化”的過程中,襄陽也經歷了陣痛,據楊志國介紹,前幾年,襄陽市工業增加值一直呈兩位數增長,近兩年降到7%~8%,甚至去年達到最低點5.6%。“這也符合國家發展方向,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高質量發展。”

  在減與增之間,究竟存在怎樣的邏輯?對此,襄陽市發改委副主任劉艷濤認為,“減”和“增”,實際上跟“進”和“退”是一致的。“有時候看起來我們是在退,實際上是為了更好地進。”

  劉艷濤向《中國新聞周刊》舉例,比如現在關停了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小企業,實際上一方面保護了環境,而且騰出了市場。因為這些小企業不僅污染環境,有時也參與到市場上的無序競爭,關掉這些企業,是為了讓其他企業有更好的發展。另一方面,倒逼企業轉型,有些高污染的產品,企業生產不了,可以轉型其他國家允許發展的行業,關停并轉也是一種方式。

  “所以說,減是為了更好的增。”劉艷濤說。

  從產業結構來看,劉艷濤表示,未來工業將重點發展新能源汽車、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藥、電子信息、節能環保等六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同時還要加快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特別是能創造稅收、解決就業、有一定經濟效益的傳統產業。通過提升產業發展層次、工業水平和裝備技術水平,實現更好的發展。在服務業,將重點發展現代商貿、現代物流、電子商務、文化旅游、金融服務,以及信息服務、科技服務、服務外包、健康養老等等,同時還要抓服務業跟制造業和現代農業的融合發展。從農業發展的角度,未來還要重視生物農業和有機農業。

  盡管目前減量化增長是一個個項目具體化、持續化推進,但任興亮表示,襄陽市對此寄予了很大期望,期待通過這些措施,在“十三五”末期,沖進GDP5000億元俱樂部,城市經濟規模進入全國50強,實現主要經濟指標量值達到湖北省1/8以上、漢江流域1/3左右,“按照這個時間點,我們只有三年左右時間,任重而道遠!”任興亮說。

  (《中國新聞周刊》2018年第41期)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來源:www.shengshiwuliu.com  責編:dnf新聞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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